《大豆、粮食、中国经济》

2005年8月发表于《宏观经济研究》杂志时被改编为

《关于大豆生产经营的一些问题》

10年后作者自己读起来并不觉得过时、、、进步为何这么难？

 

2005年5月16日是被称为全球财富饕餮盛宴的第9届财富论坛在北京开幕的日子，也是我国16家大型大豆企业在北京国际饭店组织第一次自救失败一周年的日子，乘坐40多架私人飞机来北京参加财富论坛的大佬们同卧薪尝胆的百余家大豆加工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人将进口铁矿沙涨价71.5%比喻为中国经济的9.11事件，将去年我国大豆行业的灾难比喻为“大豆非典”（SARS = Soybean Abusing Risk Storm）。这其实反映了我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内、外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的需求、发展或和崛起引起了外界的注意和围猎；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内在协调机制有待建立。我国经济刚刚从半计划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洪流，又不得不面对虚拟经济过渡投机的飓风，呛水、忙乱的情形是可以想象的。

 

本文试图以大豆为例，来展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

 

大豆在国际上被称为油料，在我国被归类于粮食，我国是大豆的发源地。1996年放开大豆进口以来，我国大豆的消费总量从1500万吨增加到了3700万吨，增加了146％，在国内产量增加12％的基础上，消费的增量主要依靠进口。去年消费总量的54％来自进口，其中油粕大豆的71％来自进口。我国的“大豆行业”、特别是“大豆油粕加工业”，其核心其实是“进口大豆业”。

 

相比之下，在我国经济快步工业化并与发达经济体接轨的过程中，粮食没有能源急切，没有金融敏感，没有铁矿沙被动，没有纺织品面广，没有知识产权深奥，没有家具、苹果汁、蜂蜜、小龙虾和蘑菇等反倾销事件具有新闻价值；但是，民以食为天，粮食是最基础的资源和商品。一个国家不能不考虑粮食安全，包括供应安全和价格安全。对于企业来说，鉴于粮食是可再生资源，且其消费市场永远存在，不论是战争或和平，通涨或紧缩，繁荣或萧条，富有或贫穷，都不会改变。因此，粮食行业是“永远的朝阳行业”，是最好的循环经济。我们在赶超世界的时候，似乎多了一点浮躁和急功近利，而忽略了粮食这一最基本的行业。虽然，农业问题总是一号文件的主题，但是，以往注重的是生产、稳定和农民收入，并没有面对进口比重增加的现实和趋势制定相应的政策，比如供应能力的建设等。

 

在粮食各大品种中，虽然大豆没有小麦、大米、玉米的分量重；但是，大豆是我国开放最早、进口量最大、市场化程度最高、国际接轨最彻底的大宗农产品，无疑是近年来我国经济的一个缩影。相信其运行原理、其模式、其战略、其成败，对小麦大米玉米、对粮食安全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将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或示范意义。

 

 

一、          大豆行业：是经济也是政治

 

1.       大豆的政治意义

 

大豆涉及中国、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至今已惊扰了布什、江泽民、卢拉和胡锦涛四位国家元首。在2001－2002年间，中美两国首脑就“大豆”问题三次交换意见，是其间除“台湾”问题外，讨论最多的话题。

 

2003年10月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暴涨，引发了我国玉米、小麦、大米等粮食价格的异常上涨。由此可见，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大豆市场不仅牢牢左右着我国的大豆价格，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粮食价格和物价水平乃至社会稳定。

 

2.       大豆的经济意义

 

全球2004年大豆产量约2.1亿吨，直接贸易量（不包括豆粕豆油）约6200万吨。我国进口2000万吨，占全球产量的10％、占全球贸易量的1/3强，年消耗外汇70亿美元。

 

我国2004年共消费大豆约3700万吨，其中约900万吨用于豆制食品，2800万吨用于加工油粕（俗称榨油）。供应方面，2000万吨（54％）来自进口，1700万吨（46％）来自国产。鉴于900万吨食品大豆基本上是国产豆，进口大豆占榨油大豆的比例高达71%。

 

大豆产业链条是大宗农产品中最长的，涉及种植、加工、食用油供应、饲料、养殖、肉类生产、菜篮子工程等，比小麦、玉米、大米的链条环节要多而复杂。

 

3.       大豆的社会意义

 

我国大豆消费猛增一方面是科学养殖不断普及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全社会体力劳动比重下降、脑力劳动比重上升，及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蛋白质需求增加的产物。换言之，大豆推动了我国居民饮食结构的改善。顺便提一句，以往从“油”的层面来审视大豆的角度是不符合现实和趋势的。

 

大豆产业包含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三个层次，涉及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双边关系与贸易平衡、生态环境与粮食安全、转基因与食品安全、民族产业与比较优势、WTO规则与技术壁垒、贸易平等和弱势进口商群体、农民利益与工人就业、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可持续发展、种植业加工业养殖业关系及物价水平、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市场秩序与行业自律、宏观调控与公平竞争、东北振兴、铁路运输等等可小可大的问题；是难得的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研究对象。

 

4.       大豆的示范意义

 

大豆是我国开放最早、进口量最大、市场化程度最高、国际接轨最彻底大宗农产品。相信其运行原理、其模式、其战略、其经验、其成败，对未来的小麦、大米、玉米，粮油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发展将有着重要的提示作用或示范意义。这对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很重要，对粮油行业尤其重要。

 

从“世界经济大战”的角度看，如果金融、能源、粮食、纺织品、金属各是一条战线的话，那么汇率、石油、大豆、T恤和铜，就是各条战线上的一个前沿战场，都是值得密切关注的。

 

二、          八年摸索：是经验更是教训

 

1996年前，我国是大豆净出口国，主要出口到日本，每年十几万吨。当时我国只有中粮一家出口商，日本的10多家进口商也都是集体采购，一般是由日商岩井和三菱商事牵头，每年两次组团到黑龙江产地考察并同中粮洽谈数量和价格。遇到灾年和运输问题双方都会友好协商，双方交流比较多的是质量和船期问题，都是日方派船来装。每年11月装第一船新豆。交易非常平稳。大豆默默无声。

 

大豆引起关注是1996年以后的事情。1996年进口放开，我国当年成为大豆净进口国，进口了110万吨。八年来，国产大豆基本维持在每年1600万吨的水平，出口在17－33万吨之间，而进口则迅速增加到了2000万吨。至此，进口主导我国大豆市场的格局已经成型。

 

回顾过去八年我国大豆进口、加工行业的大事，可以归纳如下：

 

  1998年：以粮食系统为依托、以50万保证金买下1亿元大豆的大部分中小公司，伴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全军覆没。为了减少从订货到到货的长达3个月的时间风险，以CBOT为基础的基差（升贴水）定价方式开始流行。同时，国际粮商在合同中加进了保证金、离岸检验等条款。

  1999、2000年：伴随着第一轮建厂高潮，饲料行业（局部利益）和榨油行业（全局利益）在进口豆粕增值税问题上进行了一场博弈，最后是全局利益胜，进口豆粕增值税继续征收。从此，进口豆粕基本绝迹，全局利益得到巩固。

  2001年：中国转基因条例的出台牵动了美国总统的心；同时，相当于国产总量的1394万吨主要来自美国的进口大豆惊动了中国总理。

  2002年：CBOT的快速上涨将中国的需求甩在了后面，加之有上年节余的

约200万吨库存及宏观调控，中国的进口量回落到1131万吨。

  2003年：有关部门认为进口总量应该在1200万吨以内。学者、行业、有关部门因此展开了数月的大讨论。由于上年耗尽库存、本年进口不畅、CBOT又顽强上涨，油厂的利润有几天达到每吨1000元！老板们日进斗金，但心理并不踏实：“这正常吗”？此时第二轮建厂高潮已经启动。2003年12月中国大豆采购团首次访美，并受到热情接待。

  2004年：开局就势头不妙。有诗为证：“银羊如牛气冲天，金猴崩高来见面；接二连三意外喜，四事如意又一年？”文章指出：“国际市场处于美国紧全球松的严重扭曲之中。可以断定，2004年10月前的某个时间市场必将纠正这种扭曲，届时必将释放出巨大能量。此间大豆进口的风险巨大”。 市场最终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但代价是沉重的。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在2004年的灾难中，除工厂外，代理商阵营也均受伤，外商也受牵连。

 

今天来分析2004年我国“大豆非典”的原因，可以概括为：

 

（1）       “自由”的代价：过快扩张、导致加工能力过剩，超量进口、供过于求。工厂疯狂，银行和有百年经验的外商（如接受DP付款）也疯狂。

（2）       “规则”的滞后：被迫接受的合同条款和美国期货市场存在严重缺陷，

导致美国、中国、全球的价格形成机制严重扭曲。

（3）       “学习”的成本：经验不足，迷信“水涨船高”的升贴水定价方法，

风险管理意识不强、手段不全。

（4）       “天灾”难测：禽流感导致需求减少、4月20日转基因政策对外承诺对内保密、宏观调控导致海运费大跌、“红豆”事件等。

（5）       “资本”无情：国际资本在CBOT过渡投机、无情围剿。

（6）       “组织”无力：缺乏完全代表行业利益、训练有素、有影响力的行业组织，没有预警机制。这是大家从自愿到无奈的选择，是特定历史时期、有担当有理想人物缺失的表现。

 

八年来，在进口量猛增的同时，我国的大豆年加工能力更是从1500万吨增加到了7000多万吨，，以至于50％产能过剩。但是，我们在理念、知识、人手、信息系统、规则和战略等软件方面是明显滞后或力不从心的。

 

1.       理念方面

 

大豆进口和加工，表面上看很简单，但实际上它却是当今世界最高级别的游戏。 现行的以美国期货市场为基础的定价机制将我们不知不觉地带进了一个存在着先天缺陷的虚拟世界，一个以钱为中心的博弈场，一个以规则和信息为武器的战场，而不是一个以商品为核心的市场。它一头连着朴实的靠天吃饭的农场，另一头连着勤劳老实的工厂，中间是毫不留情的国际金融高手，这些高手用10％的资金就可以掌控所有的商品市场。在这个虚拟世界里，我们有时难以触及真正意义上的、以商品之供求关系为核心的市场经济。2004年是最新的例子。

 

所以，传统产业已经不再“传统”，“小米加步枪”已经行不通。尽管这样的游戏对中国并不适合，但是我们已经置身其中。在我们还没有改变现有规则（如定价机制）之前，我们只能调整自己，加紧学习，适应环境，尽快完成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虚拟经济的过渡。

 

2.       知识方面

 

我们从1996年相当于小学一年级水平的“CBOT、蒲式耳、GAFTA、FOSFA”等名词学起，到八年级时，足足学了一麻袋的名词。如“基差（升贴水）、洗盘、套期保值、跨月套利、油粕套利、榨油利润、看涨期权、看跌期权、通知日、交割日；农业法案、贷款率；播种进度、趋势单产、生长优良率、收购进度、库存用量比；USDA报告、CFTC报告、指数基金；厄尔尼诺、疯牛病、禽流感、亚洲锈病；巴西汇率、利率、美元指数、CRB；技术分析、基本面分析、波罗的海运费指数；保证金追加、头寸总量、止损、风险管理、资金管理”等。

 

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对这些名词还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对其背后的原理和变化知之甚少，更谈不上融会贯通。

 

3.       人手方面

 

很多大豆企业朦胧中意识到人手的缺乏，但并不清楚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人手，需要多少人手。这其实是个普遍的问题，因为我们要在建设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同时发展信息文明、虚拟经济，跨度要比发达国家大得多。人手总体缺乏是肯定的，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的情况也一样。尽管从1999年开始，就有跨国公司背景的人员进入工厂企业，但仅仅是杯水车薪，而且相互融合的效果并不理想。

 

人才队伍，对于网络等新兴行业也许不是问题，但对于正处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各类传统行业，都还是个问题。人才队伍的建设尤为迫切。自己培养是一方面，“外聘球员”也是可行的办法之一。

 

4.       信息系统

 

同人才方面的困惑一样，很多人知道信息很重要，但却不知道自己确切需要什么信息，或者知道需要什么信息但不知道从哪里获得。

 

包括中粮、中谷、中纺粮油在内，我国恐怕还没有一家粮油企业已经建立了像样的信息系统。中盛可能是这方面做得较好的，相对比较完整，尽管其在决策中的地位仍有待加强。信息系统的落后是致命的。没有高效的信息系统就好比拿着大刀走上火光冲天的战场一样危险。这是需要最高层立即关注的事情。不仅企业要建立信息系统，行业和政府相关部门也要建立类似的信息系统，并且要尊重信息系统。

 

5.       规则方面

 

首先，现行的以美国CBOT为基础的定价机制在技术上存在严重缺陷。因为CBOT不仅不能代表全球市场，也不能有效代表美国自身的内贸和出口市场，根源在于CBOT无效的交割系统。关于这一点，CBOT总裁Bernard W.Dan先生和主席Charles P.Carey先生去年6月25日和今年4月28日在北京的两次见面会上均未给出积极的意见。尽管CBOT已经挂牌交易南美大豆并在巴西设立两个交割仓库，但CBOT在完善美国国内的交割系统方面却投鼠忌器。

如果说1792年3月21日的 《梧桐树协议》(The Buttonwood Agreement) “事实上是一个保证内部人利益的操纵市场的卡特尔”（摘自《伟大的博弈》）的话，那CBOT似乎就是一个保障美国市场参与者利益的俱乐部。当年CBOT的设计者们，并没有想到中国和巴西会在157年后以如此大的规模被动地参与其中，所以，建立新的游戏规则势在必行。

 

有人形容目前“巴西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决定大豆价格”的格局，就好比将篮球比赛规则用于足球比赛一样别扭。现巴西业界正在积极推广以BMF(巴西期货交易所)来定价的做法。相比之下，中国业界在促进规则的改进方面却缺少统一的认识和协调。

 

其次，现行的以美国CBOT为基础的定价机制在战略上是个误导或圈套。

           1848年CBOT成立时是为了给农民和工厂提供一个对话的平台，但今天已经完全变了味，成立一个赌场，这并不符合巴西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巴西生产的是资源，而不是被资本所利用的工具；中国需要的是大豆，而不是投机。有资源的巴西和有真实需求的中国，本没有必要到美国的一个虚拟世界里去商量价格。铁矿沙模式、日本购买中国大豆的模式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第三，由于寡头垄断供应和我国进口商弱小分散，目前进口大豆的合同条款中除了一面倒的商务条款外，合同中还加入了明显有违中国法律的内容如“供应商拿不到转基因安全证书的风险由进口商承担”。

 

第四，经过近一年的呼吁，大家对建立进口登记制度已经形成共识。但是，却只能依赖于企业的自觉行动，而这显然是无法贯彻的。据说不能强制实行的原因是我国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的立法工作还有很多课要补。其实，对于粮食这种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行政规定也是可以的，美国在这方面也有过先例，如70年代强制取消50％的合同出口数量。

 

6.       战略方面

 

相对于1920年成立的美国大豆协会22年前就在中国设立办事处而言，我们的战略显然是滞后了。我们是在“摸索”而不是在“探索”。中国急需形成一个强有力的行业组织。改革也好、新组建也好。必须理念先进、机制有活力、有专业人员全职工作，并与有关部门及上下游产业密切沟通，协调企业、银行、媒体、交易所、政府协同参赛，促进大豆行业的健康发展。一个有序的、以供求关系（而非投机）为核心的大豆市场，无论是对下游的饲料业和油脂精炼业还是对上游的、以大量设施为基础的跨国粮商都是有益的。

 

三、          展望未来：治外患先治内忧

 

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这是哲学也是现实。

要摆脱困境，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有人说，我国的大豆行业乃至整个经济体，同清末的政体很类似。旧的体系即将破灭，新的体系尚未确立。内部诸侯混战、外部虎视眈眈。内忧外患并存。有志之士在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大豆业的“内忧”包括加工能力过剩、理念错位、知识不足、人手不够、信息系统落后、规则制定滞后、战略缺失。“外患”包括国际寡头垄断供应、霸王条款、国际资本借助供应垄断、规则垄断实现销地垄断的趋势、在CBOT客场作战（作价）的信息不对称、CBOT规则先天不足。这些困境多数表现在“软件”方面，“硬件”方面则是“加工能力过剩”和“供应能力为零”的鲜明对照。

 

比较而言，只要大家认识到“外患”的存在，“外患”就不足为惧。倒是“内忧”方面，一是大家的认识尚不够清晰，二是要革自己的命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必须亡羊补牢。

 

1.         首先，行业要解决加工能力过剩的问题，应尽快建立自律机制，并进行内部重组。政府应该像对待钢铁、水泥行业一样，出台限制投资的政策，减少土地、能源、金融等资源的进一步浪费；并鼓励银行支持龙头企业。这样做的一个附带效果是：维持目前内资主导的格局，守住中国市场这块根据地，形成“供应你垄断、需求我把握“的态势，为将来“渡过太平洋”、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2003年部分专家热衷于将中国建设成“世界大豆加工中心”，并主张继续鼓励引进外资，笔者一直不以为然。大豆是资源密集型行业，原料靠进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中国要去争夺美国、巴西和阿根廷的油粕市场是不现实的。中国大豆加工业应该且只能立足内需。

 

2.         其次，继续鼓励在大豆及粮油加工业引进外资是极其浮浅的做法。理由如下：

 

（1）       此类初级加工技术已经非常成熟，我们在分离蛋白技术和粉末磷脂技术方面的落后完全可以通过引进来弥补，而且此类细枝末节的深加工并不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最需要的。

 

（2）       该行业并不缺少资金。国内7000万吨大豆加工能力，60％由民营资本投资，便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3）       目前民营工厂的内部管理水平是明显高于外资企业的。原因是外国人虽然资金雄厚，但对中国国情还有一个了解和适应的过程。

           

（4）       该行业的加工能力已经大大过剩。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外资愿意在已经过剩而且并无技术含量的行业积极投资呢？

 

（5）       我们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恰恰相反的。 即应切实鼓励企业走出国门，深入对方腹地，投资巴西，加强资源供应的能力建设，尽快打破国际寡头垄断供应的局面。对外投资还有利于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减轻。

 

有人说，全球大豆市场的脑袋在美国、心脏在中国、身体在巴西、脚在阿根廷。面对国际寡头垄断供应、并着实“围剿”我加工业的局面，我们是否应采取措施来保卫“心脏”，守住根据地，维持“供应你垄断、需求我把握”的现状、“留得青山在”。有官员在2004年的悲剧后说：这些民营企业、大豆油厂，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可是，将来谁来替代这股占绝对多数 (60%) 的力量呢，是国际寡头还是中粮、中谷、中纺？再者，哪个企业用的不是银行的钱。

 

如果加工业也被国际寡头垄断，那么我国的大豆产业就算是彻底“拉美化”了。再进一步，如果大豆先行，小麦玉米学随其后，那么将来我们的物价、粮食安全乃至稳定会是什么样子呢？也许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今天稍有作为，就可以免去将来的担惊受怕，那我们为什么不作为、不防患于未然呢？我们一定要等到“自己当家、别人做主”的那一天才反思吗？

 

有人说，2004年我国大豆行业发生的灾难是国际资本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行动，先消灭我龙头企业，再摧毁我大豆产业。这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但2003年我国大豆行业所显示出的活力及要进军巴西的雄心壮志和中巴两国业界的频繁接触，确实使人联想到了历史上的“百团大战”：暴露了目标。也许这些事件并无任何的政治含义，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经济本身就是一场战争。

 

伴随着冷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瓦解，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已经告一段落。美国的人权报告也越来越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了。但是经济领域的较量却在升级，“和平演变”被 “经济安全”替代，但原理相通。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在一次报告中提出，美国1998年开始通过并购和操纵推升国际油价，用意在于利用其新经济对石油依赖程度低的优势来拖累别人；美国1999年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是为了打击刚刚诞生的欧元，阻吓国际资本流向欧洲；2001年制造中美军机事件是为了告知国际资本“中国可不安全”。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导致欧美反目，不为经济又为何；2004年底的海啸发生后，美国试图单独组团拟在援助上附加些条件，印度拒绝接受援助，泰国谢绝减债但要求公平贸易……凡是种种，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相互交织，经济显然是“中心”。

 

1991年前苏联解体使得欧洲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程度降低，欧美经济利益的矛盾突显出来；加之，亚洲的经济起飞使世界经济重心向环太平洋地区移动。所以，“二战以来美国传统的国家利益重心正处在从欧洲东移到亚洲的历史性大转变之中”（王建）。可是美国将来（也许是20年后）如何“像过去统治欧洲那样，把环太平洋地区纳入自家势力版图”呢？亚洲如何能像以前欧洲那样“听话”呢？措施之一是：首先要抓住领头羊（中国），然后控制住领头羊的食物（粮食）！辅助手段是军事威胁。

 

如此说来，“先消灭龙头企业，再摧毁大豆产业”，然后再整合玉米小麦的路线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中国想自己去巴西建立根据地当然是更加“不允许”的。

 

以上言论也许是小题大做或是杞人忧天。 但问题还是：如果我们稍有作为，就可以免去将来的担惊受怕，那我们为什么不作为呢？

主张“自由”和“西化”的人，会认为上述言论带有民族情绪，不符合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但是，欧美日的市场是自由的吗？可以说，过去不是，今天还不是。2004年初，当CBOT大豆价格因为“美国大豆耗尽”冲高到每蒲式耳1064美分（合RMB4300元/吨）时，为什么中国进口商提出的“按照市场价格取消合同、将大豆留在美国（即‘洗盘’）”的要求一再被拒绝呢？为什么市场一致认为，当时正在收割的巴西大豆进不了美国呢？有一位资深美国专家是这样回答的：“My belief is that if the politicians stay out of it, the market place will solve all of there problems…over time…(我相信，如果政治家不干预，市场会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迟早……)”。

 

回顾过去200年的世界经济史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也好，英国也好，自由是相对的，利益是永恒的。纺织品贸易是最近的例子。如果说中国纺织品的无序出口扰乱了欧美的市场，那么欧美的投机资本有没有扰乱东南亚和中国的金融市场呢？麦肯锡上海分公司资深董事华强森认为：……其它任何大型经济体国家对外开放程度都不如中国……（《中外管理》总第152期第45页）。笔者以为，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WTO足球场上，拉拉扯扯是平常事，只要不被红牌罚下场就可以，太乖了或许就是太傻了。

 

强者制定规则是现实，弱者喊一喊、抱怨一下总是可以的吧。

 

3.         第三，大豆行业在理念、知识、人手、信息系统、规则和战略等方面的被动局面，应该也是很多其它行业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不奇怪，因为我们在跟有几百年经验的人学习，不仅要学市场经济、工业化，还要学虚拟经济。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赶紧补上该补的课。如果能有所创新是最好的，比如循环经济、和谐社会、新型工业化、美国巴西中国三地期货市场按比例定价等。

 

4.         第四，如前述，大豆及粮油行业现在要考虑的，不是要不要继续引进外资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外出活动、外出投资的问题。

 

2001年5月23日，在即将入世的背景下，朱总理签署304号国务院令公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可谓用心良苦。没想到2001年入世当年，转基因大豆的进口量就达到了创记录的1394万吨，而国产的非转基因大豆也只有1545万吨。这确实令有关部门吓了一跳，于是有了2002年的宏观调控和2003年的管、产、学大讨论。

 

经过讨论，大家在进口数量上的认识应该已经一致，就是大豆需求的增长是刚性的，进口大豆主导供应的局面将成为一种常态。农业部门的目标也是“增量供给满足增量需求”。不过顺便提醒一下，我们除了在单产上寻求突破、在种植面积上进一步向油料倾斜外，是否还应在菜籽粕、棉籽粕、花生粕等替代蛋白源的利用效率上做做文章。即使如此，考虑到巴西中部尚有1.96亿公顷待开发的热带草原（Cerrado）的比较优势，我们要改变进口主导的格局并不容易。鉴此，政府和行业是否应该马上将注意力转移到进口大豆上来，立即着手大豆供应能力的建设，像石油一样。走出去，到巴西去。硬件软件一起抓。

 

硬件方面，港口码头是第一要务。晚了就没位置了。巴西的码头及其仓库几乎都是私人的，只有巴拉那瓜港有三个公共码头。粮商没有自己的码头就等于过河打仗时没了桥头堡。三月份在巴西时，一位在跨国粮商工作了40年的资深专家说：我们就是要先占领码头，用不着就先放着。在桑托斯港，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泊位区已经由某粮商投资7000万美元在建，另传该粮商可能会买下南大河港的Bianchini泊位。3月21日马托格罗索州已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Maggi州长所说：南部港口已经没有机会了，北部还有。

 

硬件方面，乡村收购站是第二重要的。收购站没有码头紧急，但是面广量大，建设和管理任务繁重，走收购之路可能更有效。花费400万美元可以在北部大豆主产省买一个收购站：库容75000吨，占地240亩，每小时烘干220吨大豆。

 

有了码头和收购站，进口大豆的链条就可以延伸到巴西的农场。 经测算，同在国内港口接货相比，在巴西农场接货可以省12美元/吨；向农场主提供融资“买青豆”（相当于我国的订单农业）可以省15美元/吨。这样，以我国每年购买600万吨巴西大豆计算，可以看到的成本空间是15×600 ＝ 9000万美元/年，而且可以用更公平的条款买到质量和交货时间更有保障的大豆。

 

软件方面，我们有若干事情要做。其中最有意义的事情在于改变或改革

现行的以美国CBOT为基础的定价机制，以保证我们买回来的是“大豆”，而不是“通涨”、股票、规则或美国农业部（USDA）的报告。软件方面必须要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建立对巴西农场主的融资体系，这需要银行的配合和支持。

 

如果不是2004年春夏的灾难，恐怕已经有多家企业继中纺之后在巴西设立了办事处。2004年发生了那样严重的灾难是偶然还是必然，还说不清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有一股力量是很不愿意看到中国到巴西去的。

 

巴西政府和农场主期盼“中国”到来的程度是极其急切的，以至于有些热衷于中巴大豆事业的华侨到了捶胸顿足的程度：怎么中国还不来投资，晚了就没机会了。当笔者解释油厂没钱时，不止一个农民反问：你们不是有几千亿美元储备吗？当笔者进一步解释说，中国在大豆方面还是小学生，要慢慢来，会场顿时哗然：中国有5000年文明史，怎么可能是小学生呢？

 

离开巴西时，笔者提出了中国进入巴西的三步曲：第一步在巴西开设办事处，并开展业务，由企业独立完成；第二步向农场主提供融资试点，必须由银行配合；第三步投资，此时银行和有关方面应给予理解和配合。

 

如果说中国是亚洲的领头羊的话，那么谁是中国大豆行业和粮油行业的领头羊呢？谁来带领大家走出国门呢？

 

四、          自律自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咱们谁都不够大

 

中国的工厂和巴西的农民都知道ABCD是指主导全球粮油市场的ADM、邦基BUNGE、嘉吉CARGILL和达孚DREYFUS四大粮商。其中，总部在美国的ABC三巨头又要比总部在法国的老四D大许多。ABC不仅主导着世界粮食贸易，还主导着美国、巴西、阿根廷、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的粮油加工业。邦基是三巨头中最小的，其2003年的基本情况如下表：

 

2003年邦基	数量	日加工和 储存能力	全年经营数量	全年销售金额
粮仓（大豆为主）	280座	950万吨	8840万吨	173亿美元
榨油厂（大豆为主）	50个
精炼油及小包装厂	45个	80万吨	340万吨	21亿美元
面粉厂玉米厂等	26个		350万吨	8亿美元
磷矿	6座	250万吨	1150万吨	19亿美元
化肥厂	19个

 

2003年员工总数23296人，实现销售221亿美元，毛利13亿美元，净利4亿美元；长期资产规模28.67亿美元，其中巴西13.23亿美元。2003年在巴西的销售额为39亿美元，向巴西农民提供的贷款是3.33美元（此服务始于1985年）。

 

2003年邦基	北美	南美	欧洲	亚洲
公司外销售比重	33%	19%	32%	16%
人员	4066	14595	3707	928

 

下表数据来自巴西某公司统计年报。其中ADM豆粕出口是以其控股的托福ACTOEPFER公司进行的。

 

巴西2003年出口	ADM份额	邦基份额	嘉吉份额	ABC合计
大豆1975万吨	14％	24％	23％	61％
豆粕1351万吨	9％	31％	16％	56％

 

据中国植物油行业协会2005年1月发布的公告，我国200吨以上的大豆油粕加工厂共169个，日处理大豆能力23.37万吨，按照300天开工计算，年可加工7010万吨大豆。其中日处理大豆1000吨以上的工厂90个，平均日处理大豆2192万吨，年可加工5920万吨大豆，占全部加工能力的84.4%。根据笔者统计，我国大豆加工规模较大的企业如下表。

 

中国大豆加工	工厂数目	日加工大豆 能力（吨）	占全国加工能力23.37万吨比例	说明
益海ADM	12	30000	12.8％	不含东海黄海
中粮ADM	2	13500	5.8％	不含非控股厂
大连华农	5	12500	5.3％
大连金石	5	12500	5.3％
黑龙江九三	3	8000	3.4%	天津在建
三河汇福	1	8000	3.4%
嘉吉	2	8000	3.4%	底气十足
广东东凌	2	6500	2.8%	南沙在建
新加坡泛联	2	5000	2.1%
合计9家	34	104000	44.50%

 

显然，上表9家“大”企业的34个工厂加在一起都比不上ABC中的规模最小的邦基，更不用说哪家单个企业了。

 

2.       同行未必是冤家

 

2005年4月11日中印联合声明的签署，从国家层面证明“天然”的对手是可以走到一起的。“同行是冤家”是相对的。这同我国“人民”一词内涵的变迁原理是一样的。1937－1945年愿意抗日的都是人民；1945－1949年愿意打老蒋的都是人民；1949年后支持一个中国的人都是朋友，包括国民党的连站、亲民当的宋楚瑜。

 

近年来，欧美反目，欧盟、中国、东盟、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巴基斯坦之间纷纷示好。笔者对此现象的浮浅理解是：这是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分化之后，大家为了面对单极世界的新形势、为了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建立新秩序等共同利益，为了面对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大战”而做出的一种选择。

 

那么我们的大豆行业和粮油行业有什么新形势、新情况呢？

 

我们要面对加工能力过剩问题；要防止2004年的灾难重演；要避免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要避免别人用我们提供的武器（信息）来打击我们；要改变以CBOT为中心的定价机制及霸王条款、不再夹着尾巴做人；要走出国门并打破供应垄断；要防止“拉美化”；要考虑未来的粮食安全…… 这些问题均不是哪个企业能单独面对并解决的。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起来，自律自强。

 

实际上，2004年5月16日－6月24日间的7次紧急会议已经充分说明了行业“共同利益”的存在，尤其是5月29日包括统领10多家工厂的最大老板在内的六大“巨头”的昆仑会议，使各企业的最高决策层形成了“所有企业均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共同利益”这一共识。虽然自救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是“联合”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呼百应的态势依然存在，我们的事业并没有结束！

 

3.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004年5月，业界有意请中粮属下的东海粮油组织行业自救；在后续国际寡头封锁供应的气氛下，业界对中纺带领大家突破重围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中谷作为大豆分会的理事长单位，也曾经是大家指望的对象。但是，由于认识、知识和利益上的原因，“中国队”总体表现并不理想，并没有形成一种合力。“中国队”就这样在“你看我、我看你”的状态中渡过了一年的时光。可是，一年后大家等到了什么？

 

（1）       更加被动、更加不平等的合同条款。

（2）       继ADM和嘉吉之后，又一巨无霸邦基正在入主山东三维，进入“华北战场”。

（3）       工厂赚钱的好日子还是遥遥无期。

 

面对大豆行业这样群龙无首、一呼百应的局面，自律自强是当务之急一个有序的、以供求关系（而非投机）为核心的大豆市场，无论是对下游的饲料业和油脂精炼业还是对上游的、以大量设施为基础的跨国粮商都是有益的。

 

 

徐建飞

 

原进口大豆风险控制协调工作组组长

 

2005年5月16日写于北京

2005年7月11日第三次修改

2005年8月8日第四次修改

2016年3月6日自己读起来并不觉得过时